“每当我被问到人民币是否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，我都会告诉人们，我期待看到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那一天，但在那之前中国还有几件事情要做。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发展国内资本市场。”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·保尔森 (Henry M. Paulson) 不久前在北京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独家专访时表示。
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，保尔森就一直大力呼吁中国开放资本市场，在他看来，现在这一改革需求更为迫切：“如今改革太快的风险已远远小于改革太慢。”保尔森说，这也是中国在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之前首先要做的事情。
今年66岁的保尔森2011年在芝加哥大学设立了“保尔森中心”(Paulson Institute)。他认为，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达到极限，因此需要一个在经济和环境上更加可持续的新模式。同时，作为全球经济的两大驱动力，中国和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关系框架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要释放相互投资潜力、贸易好处以及科技潜力。
加快金融改革步伐
第一财经日报：今年早些时候你为中美合作制定了一份新的蓝图——《美中经济关系新框架》，包括五大基本原则。你想要强调的中美关系的总原则是什么？
保尔森：总原则就是，两国经济都需要增长，美国需要为其经济注入新的活力，而中国也需要为其改革和增长模式注入新的活力，所以增长、就业和繁荣对两国经济都是关键。任何一方经济好，另一方都会受益。我在美国常说，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，而非中国造成的。如果中国也出现问题，那么大家都难解决问题，反过来美国的问题也会加重中国的问题。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欧洲的危机让中国也出现了问题，经济开始放缓。我们出现了经济摩擦，这是好事也是坏事。40年前我们没有经济摩擦，我们连经济关系都没有，而任何贸易伙伴之间都会出现经济摩擦。所以我认为关键是要有一个合作议程，因为我们做很多事情依旧会各行其道，但有些事情我们是需要一起完成的，否则只会适得其反。
我列了五大原则，这里我想要强调三点：首先，要释放相互投资的潜力。目前投资很大程度上还是单向的，即从美国到中国，但美国可以从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中获益，这能为美国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和就业。但我们要让中国投资者知道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开放态度，我们欢迎中国投资；第二，要释放贸易带来的好处。我认为应该促进美中双边贸易关系，美国可以分行业先后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；第三，释放科技潜力，使其双向流动并加大创新。我一直提倡要在清洁能源方面开展试点项目，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，也是能源消耗最高的两个国家，我们应该利用最清洁的技术，双方都应该为此努力。
日报：你预计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？
保尔森：每当我被问到人民币是否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，我都会告诉人们，我期待看到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那一天，但在那之前中国还有几件事情要做。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发展国内资本市场。拥有一个有竞争力的开放的资本市场，这也会有助于其他发展。因为开放的资本市场能够推动私营部门发展，让私营中小企业有渠道获得资金，这些企业恰恰是创新的来源，我认为也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。此外，开放的资本市场也有助于让中国人拥有更多好的投资产品。中国不应该只是一个储蓄大国，更需要成为一个投资大国。中国人需要更多更好的投资产品。我认为，最终这些都会实现。
日报：你认为美元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货币？
保尔森：我相信是的。我的观点是，美元是储备货币，因为它是由市场决定汇率且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。美国的资本账户是完全开放的，在金融危机中，任何人可以带走美元。美元在长期内是否能维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，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——美国能否作出必要改革。目前为止，美国依然是最富最强的国家，但我们必须解决结构性赤字问题，如果不这么做，可以预见的是，未来二三十年后美元的地位将衰落。
日报：2007年时你就曾呼吁中国开放资本市场，你认为现在是不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最好时机？因为资本账户可兑换包括开放资本市场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在最近的报告中认可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，这意味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标准不像以前那么高了。
保尔森：2007年时我呼吁中国开放资本市场，我认为这能够让中国受益。当时我最想做的就是说服中国取消外资投资管制，引入更多竞争。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外国企业的利益，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一流金融机构是合资企业，外国投资最终会变成中国公司。我以前任职的高盛在日本投资，98%是日资，由日本监管者监管，各方面都是日本的。最好的投资会让整个国家受益，而资本市场就是放大器，释放资本潜力、让私营部门获得资金是至关重要的。
我认为，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，是推动私营部门发展和加大创新。目前，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竞争环境并不公平，因此中国的一个关键改革任务就是继续完成对国有企业的改革，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。而一个有效的、监管良好的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帮助改革，因为私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本，中国人也有更多投资机会。
日报：你预计中国能否在2015年前实现资本账户开放？
保尔森：我不会为此设定时限。每当被问到中国需要做的事情，我都首先会说，毫无疑问，中国需要重启改革，并且进行经济再平衡。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继续改革国有企业。我完全相信，如今改革太快的风险已远远小于改革太慢，行动太慢将不利于经济稳定与成功。我此行与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进行了交流，我看到他们的改革热情。他们讨论的不是改革与否，而是改革的范围、节奏和次序，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。太多的外界观察人士没有意识到管理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困难。中国越是成功，人民的预期就越高，改革管理就越难。但我确实认为，加快改革速度大有必要。政府角色应该减少，而市场角色应该加大，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应该在一个公平环境中竞争。
取消人口迁移限制
第一财经日报：你2011年成立了保尔森中心(Paulson Institute)，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中美关系等。你是如何想到这个好主意的？
保尔森：我一直都对环境保护和中美关系问题感兴趣。所以我们中心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，促进中美关系，当然包括一些重要的合作领域，如环境与可持续问题。我们还在领导力和相互投资等领域有所合作。
日报：当我们看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，城市化是关键驱动力之一，城市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中国能够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吸取哪些经验？
保尔森：我认为中国能够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犯下的错误中学到很多。我们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，我们基于汽车建设城市，而非以人为本。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区别，其规模之巨大、速度之快，让管理城市化的任务更加艰巨。很显然，上世纪的城市化模式未来将不再奏效。我也相信，未来数年中国若要取得成功，就必须改变其现有的城市化模式，采用一个新模式来减少社会、经济与环境压力。
日报：这一新模式的关键是什么？
保尔森：中国让几亿人口脱离贫困，中国的发展是个奇迹。需要调整到一个新模式有经济方面的原因，也有环境和可持续的原因。从经济原因来看，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达到极限，不得不做出改变，因为过于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出口。我认为中国有必要采取根本措施，例如人口迁移的改革，去除对人口迁移的限制，这可以大大刺激消费，解决结构性问题，有助于经济再平衡，从而减少出口依赖。我还认为，有必要进行房地产市场改革，目前的模式过于依赖房地产销售，这里有很多方面可以改革使其更可持续，我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将其作为首要任务之一。
日报：那么在可持续性问题上，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什么？
保尔森：如果看一下美国和中国，目前为止我们是全球繁荣的两大驱动力。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而且我们的领导人都拥有同样的目标，即创造就业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。实现目标需要高瞻远瞩，但很多时候两国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，例如这个季度或今年的GDP增长是多少，就业率和通胀率是多少。当然，短视不会带来长期繁荣。因此，我们双方都需要合作建立一个新的长期经济框架，能让我们走向长期繁荣。长期是指10年、20年、50年，因为只有你从长计议，才能看到资源的稀缺性，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，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会竭尽自然资源、也不会破坏环境的经济模式。
我们要自问，让GDP额外增加1个百分点值得耗费多少资源？是否值得让人们死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？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我们需要探索一条更加有效利用资源的未来之路，使用更干净的能源。这种权衡能让我们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功。因为如果从更长期来看的话，环境与经济增长并不互相矛盾，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要让经济更加可持续，这方面可以做的还有很多。
日报：当全世界都指望中国能够更多消费的同时，美国则在自省过度消费。但当中国人花钱更多的时候，往往会浪费更多。该如何促进中国消费者的行为改变使其更具可持续性？
保尔森：行为改变在所有地方都是关键。我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面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。行为改变的关键是教育。政府可以采取措施让人们更容易改变行为。以垃圾回收为例，可以把回收容器放在机场、办公楼、城市各个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在美国，垃圾回收已经非常普及，但20年前却是少见的。另一个能够导致行为改变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激励，例如能源的收费价格，汽车和公共交通的各种收费定价，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发挥很大作用。尽管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，但中国依然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大量最佳实践经验，通过经济分析来寻找适合中国的最佳方案。
日报：目前最令你头疼的事情是什么？
保尔森：我现在最头疼的是，我要在处理保尔森中心事务与陪我的外孙们之间作出平衡。因为我很爱陪他们玩，我有三个外孙女，一个外孙，最小的才一岁，最大的五岁。我既爱陪他们，又非常关心保尔森中心的事情，尤其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。
